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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乎苹果与柑橘之间的自我认同

发布时间:2019-11-12 20:30:53
[摘要] 中国人一边羡慕土耳其的独立与新生,一边把这个国家排除在“东方”之外。就在梁漱溟大谈东方文化的那一年,访问中国的芥川龙之介就把眼前的东方笼统地称为“猥亵的、残酷的、贪婪的世界”。可疑的是,他们目力所及未

中国羡慕土耳其的独立和重生,同时又将该国排除在“东方”之外。1921年,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度成名,引发了几年的激烈争论。然而,梁漱溟本人、梁启超、胡适、陈独秀和张君劢参加了这场辩论,却没有对近东文明给予任何关注。根据梁漱溟的分类,东方文化只有两个主要分支,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印度,没有别的了。这真的很奇怪。他们不认为从土耳其人民手中“抢走”的东方只是一顶破旧的帽子,被别人牢牢扣上,仍然沾染着对西方的蔑视和玷污。

正如帕慕克所指出的,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大多数踏上伊斯坦布尔的西方观察家更喜欢的主题无非是:放荡的后宫、无情的君主、肮脏的乞丐、勤劳的搬运工、沉默的僧侣和孤独的女人。报应来得很快。中国“东方”的主题几乎没有改变。

梁漱溟谈到东方文化的那一年,到访中国的芥川龙之介在他面前称东方为“淫秽、残忍和贪婪的世界”。第二年,曾在中国呆过两次的爱因斯坦在日记中指出,这里的空气总是充满恶臭,而中国人勤劳、肮脏、沉闷,无法与日本相提并论——日本人“简单而正派”,有着别处看不到的纯洁灵魂。

毫无疑问,这些结论都来自真实的感受。令人怀疑的是,他们所看到的不一定是出于自我意识。他们观察的对象和他们喜欢的主题仍然很难脱离西方的视角:肮脏丑陋的人力车夫,无耻的妓女,伸出舌头舔腐肉的乞丐,甚至卖玫瑰的老妇人也似乎贪得无厌,难以忍受。

我还注意到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游记》中提到了“东方主义”。虽然他用这个概念只是为了批评日本人对中国的浪漫想象,但不可否认,这个半个世纪后莫名其妙流行的词最终是一种限制人的视野的意识模式。它让我们总是从自己的角度看待奇怪的事情,拒绝承认他人的生活也是合法和合理的。同时,为了加强或美化他们的立场,他们也会强调他们的差异,甚至相信这些差异决定了他们的根本差异。

基于这种错误的心理逻辑,对陌生事物的敌意和对外国的偏见自然会产生。因此,从本质上讲,东方主义与东方毫无关系,但“他人”的偏执立场和歧视态度——东方主义也可以是西方主义,“非种族群体的心必须不同”,这也是非常糟糕的“东方主义”。

为什么人们把一件事的独特性等同于整件事的性质?就像用“眼镜”、“瘸腿”和“双眼皮”来指代一个人吗?难道你不明白这只是一种转喻修辞,目的是为了省事和方便吗?肮脏的搬运工既不是东方的全貌,也不是东方的根源。同样,优雅的绅士也不是西方的原因,更不用说西方的精髓了。要看到东西方之间的差异,人们还必须审视彼此的价值观、方向、希望和追求。也许到那时人们会发现推动自己和他人分享同一颗心的真相。

当然,这是我天真的想法。我记得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说过,他认为自己是苹果和橘子之间的一种特殊水果。然而,我认为他很难给这种水果取一个准确的名字。今天的西方人也许能够做到。然而,“东方”的人民仍然处于很大的不确定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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